双休日我回到乡下，老屋的门紧锁，房前屋后转了一圈也不见父母的身影，只有那条老黄狗不停地摇着尾巴，想告诉我什么，又始终没能开口。
    我知道，母亲一定在那片她劳作了一生的土地里，于是，我朝那方向呼唤，几声之后也不见回应。这时，却忽然听到畜栏边一只母鸡在咯咯咯地鸣叫，一股暖流冲走了全身的疲劳。我几乎本能地走向母鸡鸣叫的地方，一只残破的箩筐里垫满了棉絮和稻草，毛色杂乱的母鸡单腿独立在筐沿上继续着她的歌唱，一个刚刚生下的蛋就像一枚月亮，使我的眼睛放射出光芒，我觉得阴暗的畜栏里顿时明亮了许多，我闭上眼也能感觉到那鸡窝的温度，还有那种臭而充满安慰的味道。我伸出手去，捡起那个鸡蛋，然后也没有离开，我的目光还在鸡窝里搜寻，这个过程让我恍惚，因为我没有看到我更想看到的东西。等我醒悟过来，才发现，哦！现在的我，已不是那个在鸡窝里拿钥匙进家门的我了。
    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早上，母亲匆匆忙忙，从杂屋间取出锄头，走到我耳边轻语：钥匙放在鸡窝里，饭菜在锅里，吃了就去放牛。当时，我已挎上了母亲为我终缝制的已沾满墨迹的布书包。母亲去做工，我得去上学，母亲向西走，我向东，太阳已有一竹杆高，母亲出发时还嘀咕了一句：又晚了，今天又要扣工分。
    我就像只小羊羔蹦蹦跳跳往学堂赶，爬完一个陡坡，我回头看了看母亲，我看见她的背影正好翻过一个垭口，似一副水墨画中的动景。那时我好幸福，也有一丝淡淡的牵挂了。幸福的是，饭菜就在锅里。牵挂的是，我需要天黑才能再次见到母亲。但终归是幸福感填满了我的心，因为还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鸡蛋在等着我。以至于课堂上，我的注意力总是不能集中，我总是眼睛望着老师和黑板，心好像没有跟着我的身体一起去到学校似的。我想像着，当我放学回家从鸡窝里取出钥匙，打开家门，直奔锅灶，揭开锅盖的情形。那铁锈和饭菜混合的香味，如同幻境让我陶醉。
    记不清有多少个那样的早上了。有时候，母亲会以同样神秘的语气告诉我，钥匙放在门坎下的小土窝里、墙洞中、磨盘里……这是一个乡村女性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怪异谨慎。记忆中，那时的锁好像只有一把钥匙，也许是另外的都弄丢了，也许母亲习惯了用一把钥匙捍卫简陋的家，反正我家的锁只有一把钥匙，一家人也全靠那把钥匙进家门。母亲总是秘密的决定着钥匙的位置，作为儿女中的老大，我也便顺理成章成了与母亲共享这一秘密的人。以至于父亲偶尔回家，也需要等到母亲收工或我放牛回来才能进门。但我清楚记得，母亲把钥匙放在鸡窝里的次数最多，意思是让我在取钥匙的同时，也一便把鸡蛋捡进屋。否则，鸡蛋就会被黄鼠狼偷吃掉。母鸡的叫声也就这样成了我心中最美的歌谣。偶尔，我也会和弟妹们把鸡蛋用菜叶包着在火中烧着吃，母亲晚上回家，总一头露水似的，进门多半要清查捡了几个鸡蛋，我们当然就会用瞒报交差。那年代，我的经验是，有鸡蛋得主动吃，否则就得等到家里来贵客。那时候母亲好苦，父亲在公社做事，一家人的口粮全靠母亲在生产队挣工分，“半边户”、“缺粮户”就像是压在母亲身上的一副石磨，但她依然不能让其停止转动。她整天在生产队劳动，中午回家吃顿最简单的饭，主要是为我们兄妹几个放学回家有吃的。
    三十多年的光阴以父母的苍老为证，被我不经意地消耗殆尽。其中二十年，我如父母亲所愿，成为了一个吃国家粮的“城里人”。
    有时候，我走在大街上，冷不丁就会看见几只麻雀在面前跳跃，它们呆头呆脑，目光恍惚，神情黯然，或捡食人们遗弃的食物，或在街道旁的绿化树下东躲西藏，它们也许早已忘记那草丛里的虫子，树林里的清新，月光下安静的睡眠。我想，这些进城的麻雀不正好代表我的身世吗？江湖带走了人的身体，灵魂还在原处。城里的我虽然裤腰上挂了一大串钥匙，但总觉得没有一把能真正打开可供心灵栖居的家门。唯有那把鸡窝里的钥匙，才让我感到温馨和向往。
    这把放藏鸡窝里的钥匙，是一把万万不能丢失的钥匙，用心保管，才不会迷失家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