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母亲今年近八十了。在城里住久了，想要换一下环境，回到农村老家去住一段时间，只得由她老人家，农村老家有间大堂屋原来是有四家人合住的（是解放前旧社会大地主的房子）。现在就只剩一家人住在这里了。老母亲回家住，就成了两家人共一间堂屋，这在今天的农村也已是为数不多的了。因为有一小块地的“权属”问题（约8个平方米），老母亲与邻居发生了口角。我们当然从老人家的身体考虑，劝她老人家看开点，不要和别人去争了；哪知老母亲突然发了倔脾气，骂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连祖宗的遗产都守不住，让别人争去，“没有一点用”，对不起我们逝去的老子。我免不了用何绍基的“让人三尺又何妨”、“不见当年秦始皇”来开导她说，秦始皇砌了长城，现在也与他本人没有关系了。惹来的是升格的痛骂，说是咒了她，是“不孝子孙”，这“帽子”就越扣越大了。
    说来也是的，这8个平方米原本是四家公用的32平方米中属于我们家的四分之一，老人家手里还有土改时的“册子”的。但我们认为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在外面安了家了，“土地观念”自然就没有那么强了。老人家的性格是得理不饶人的，在这个事上就认了死理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与老母亲争执的邻居家中的男主人不慎跌了一跤，肋骨断了两根，老母亲于是说这就是报应了。
    儿时的印象中母亲就是一个好胜的人。当时家里成份不算好，是下中农，也就是中农里靠贫农的一档。与贫下中农差一个档次，外婆家里又是富农。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地位是不大大好的。这时母亲就用她突出的“口才”（准确的说是骂架的才能），弥补了这个不足。母亲之于骂架是很有心得的，而且是骂得有水准的，她的骂法也是“与时俱进”的，别的农妇难望其项背，因而总是获胜的。一般的农妇通常是用一些粗话痞话野话来骂，而母亲则在骂这些话的同时还要紧紧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来骂，比方说结合当时“形势”骂人家是“大叛徒”，“大内奸”，是“赫鲁晓夫分子”，是“修正主义”，是“坏分子”，是“卖国贼”，是“走资派”等等。这些东西究竟是什么意义，其实母亲根本就不懂，只是因为我家老爷子是一个农村高小的毕业生，当时算个文化人了，有事没事爱给周边的邻居们读一读报纸，读到有这些个词语，老母亲就在骂架时“拿来主义”了，其中是有一个词语骂的是“保皇派”这个较拗口的词给我印象很深，多年后我问老母亲她当年骂人家是“保皇派”是什么意思，老母亲说记不得了。还说当年骂架，捡到什么词就拿来骂，哪里晓得是什么意义。只是，当时老母亲也有策略的，因为家里成份不算太好，与人干架总不拿成份来说事，而别人与她对干的人也因为对老母亲的先进骂词答不上来，而没有能用我家的中农成分来攻击老母亲，于是老母亲总是大获全胜。
    父亲是一个老好人，印象中从来没有与别人红过脸。别人的唾沫星子溅到了脸上也只会轻轻用手擦去的，因而村里人也给了他一个昵称是“癲子”，男女老少都可以称呼老父亲为“癲子”，在农村这个称号是说这个人好讲话，上点下点无所谓，好丑不太在乎，很随和很大度的的意思。多年后才理解父亲搞的是“大社交”，他老人家的逆来顺受忍辱负重，其实是用心良苦啊，为的是给我们这样一个家庭营造好外部的大环境。
    在这样一种状况下，全靠母亲撑起这个家，确实是不容易的。要求我们从小做事挣工分样样不能落人之后。拾柴火，打猪草，放牛，插田，打禾，挑谷子要求我们也样样比人家强。还要求我们要“喊人”，也就是见了长辈要尊敬，叔叔伯伯，婶婶阿姨，哥哥姐姐，要按农村的辈分来喊，“嘴巴要甜”，教导我们人的一辈子是要靠嘴巴来吃饭的，我们深以为然，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在全村是最懂礼貌的。
    再则，我们家里总是搞得最干净的。当时的公社干部到我们大队（现在说的行政村）时，总喜欢到我们家里吃住，县里下的工作队队员也常常有分到我们家里住的。尽管父亲又算不上是大队的主要干部，有时是记工员，有时是调解员，有时是信用社代办员。老母亲在卫生方面要求很“严”，当时我们身上穿的是补丁加补丁，很破旧，但老母亲的要求是穿得干净。“一粒粮食一粒汗”，吃饭时千万不能掉饭粒到地下和桌上，碗里的也要吃得干净。否则，浪费了粮食是要挨“雷公”打的，我们因为怕“雷公”从小就养成了爱惜粮食的习惯。
    “谁是我们的朋友，谁是我们的敌人”，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，而对于小时候的我们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成了一个大难题。因为母亲今天与左邻闹了架，过了几天又与左邻和好了，转而又与右邻闹架。与左邻闹架时，母亲说得很清楚，他们全家都是坏人，我们家里的人从闹架那天后再也不准理他们家里的人，这几乎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。没想到的是，过了几天，左邻又变成了好人，转而与右邻的又闹了起来，右邻又成了坏人了。“好人”“坏人”问题让幼小的我们常常无所适从。说到吵架的原因，无非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，比方说我家的猫儿偷吃了邻家的猪油，家里的鸡窝里鸡下的一个蛋不见了，别家的鸡在我家的桌凳上拉了分泌物，哪家的一根扁担不见了，谁家的锄头又丢了，邻家少了一个碗，我家有一双筷子不对数了等等。一般说来开始时是“骂街”，指桑骂槐，一旦有下家接了“招”，就开始“真枪实弹”的对骂开了。老母亲的一般骂法中总有一句是讲人家“是反脸无情”，还有是“背起你嫌梗得痛”（也就是我对你再好，你也不识好歹的意思）。另外有与妇人对骂的一句较常用的是“你这个养崽养死的”，养崽也是有大风险的啊，养不好就会死人。现在想来也许就是当时社会医疗条件不好的缩影了。
    老母亲骂架是“常胜将军”，干活也从不落后，想想她老人家四十多岁的农村妇女，一个人要种三亩多水田，两亩多旱地。要种水稻，烤烟，蔬菜。除草，杀虫，施肥，收割，肩扛手提，“工作量”得有多大，她柔弱的肩上经常得挑多重的担子啊。田里禾苗不能长得比人家的差，地里的蔬菜还要比人家的好，作为她的子女们，我们都在学校读书（三个孩子陆续都在读初中高中中专大学），她老人家则在田间地头一天到晚忙个不停，苦得双脚落下了一辈子难以治愈的风湿性关节炎。当时，她的精神支撑是，我们姐弟三个都读书“蛮很”（成绩好的意思），很为她“争气”。
    老母亲的这样一种不甘落后，倔强好胜的品格，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让我们受用无穷。我们三姐弟都先后参加高考考了出来，告别了“锄头柄”，吃上了“国家粮”，今天都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这都是得益于老母亲的不甘人后的好胜精神从小对我们的熏陶啊！